南方都市报记者刘某，因报道王林案，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（指控非法获取王林案的侦查卷宗）而被刑事拘留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其报道的“王林手令”之类即是指控内容。除刘伟外，还有王林前妻、秘书以及其他人员因该罪被刑事追究。但记者身份特殊，其获罪有疑焉。

第一，要区分有意、还是无意获得国家秘密

通常，记者采访过程中，会接触到当事人提供的各种材料，有的材料可能是国家秘密文件。如果记者只是无意中取得该秘密文件，并无故意获取的动机，不构成犯罪（但也有了保密义务。要阅后即焚，不能作为其他任何用途）。或者记者有意去获取但不知是国家秘密的材料，主观上是过失，也不构成本罪。只有千方百计去获取明知是国家秘密的材料，才构成本罪。就本案而言，侦查卷宗是国家秘密，这个应该是众所周知的，关键是记者获取时是有意还是无意的，当时见到材料时，是否知道该材料来自侦查卷宗。

第二，要区分非法获取国家秘密与泄露国家秘密

一般而言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，目的在于利用该秘密，有可能泄露该秘密，也可能不泄露。显然如果泄露机密，社会危害性更大，故“泄露”行为吸收“获取”行为，只指控泄露国家秘密一罪。就本案而言，记者将材料用于报道，显然是“泄露”，且记者采访，是执行报社任务的职务行为，其“获取”与“泄露”应归责于报社，那么为何不追究报社责任，反而只抓记者？在法律上，故意或过失泄露国家机密罪，没有单位犯罪，但是根据立法解释，还是要追究的。立法解释规定“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机关、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，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，对组织、策划、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
第三，侦查卷宗也不全是国家秘密，要具体区分

一般而言，侦查阶段的侦查卷宗是国家秘密，因为侦查是不公开进行，一旦泄密，会影响破案，但是侦查卷宗内文件很多，有的是程序性文件，有的是实体性文件，而实体性文件，又可区分为关键性、非关键性文件。对于程序性文件，譬如拘留、逮捕内部文件，因为罪名与日期，已经告知家属，非秘密文件。对于关键性文件与非关键性文件，则要看对案件所起的作用，其价值是不同的，如果该材料对案件没有大作用甚至没有作用的，则获取此类文件的社会危害性不大，情节显著轻微的，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。如此类文件对办案影响大的，则社会危害性大，获取则构成犯罪。另外，关于国家秘密的认定，法律上也有瑕疵。因为规定秘密的《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已废止了，而公安部与保密局关于认定侦查卷宗为国家秘密的文件《公安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》，是依据保密法制作的。

最后，本案涉及多人，消息多次辗转，该如何处理为宜？《唐律疏议》或可以参考，其规定“以初传者为首，传至者为从。即转传大事者，杖八十；非大事，勿论。”即源头上非法获取秘密的最重，传到外界的次之，而中间传消息的最轻，只是杖打八十。如此规定很合理，抓两头放中间，因为没有源头就没有传播与泄密，没有传到外界也不至于很大的社会危害性。如果“非大事”则不处罚，主要考虑的也是社会危害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