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完沈阳车律师传来的一份杀人案判决书，沉甸甸的。里面有这样一句“鉴于本案的事实与证据情况，量刑时应留有余地”，于是这个认定杀两人并肢解的被告人，被判无期徒刑。之后，被告人上诉，检察院抗诉，高院发回重审，重审再判无期，然后又上诉审中。该案最大的问题就是，证据缺乏。除了被告人的供述以外，几乎没有其他客观证据来印证，譬如凶器上的指纹、DNA、足迹等无，也没有证人直接证明杀人过程。一审中律师做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，被告人则认为被刑讯逼供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法院作了留有余地的判决，留个脑袋再说。

呜呼，这样粗糙的案子，又如何向被害人家属、被告人交代呢？被害人要的是真凶，而被告人认为是刑讯逼供，律师也认为证据不足。此案，被告是否真的杀人，难说，但程序缺陷有目共睹。这些指控证据，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。法院的判决，则是典型的“疑罪从轻”。而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，司法该是“疑罪从无”。对此，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95条规定：“证据不足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，应当作出证据不足、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。”最高法院院长也表示，要贯彻疑罪从无原则，防止冤错案。最近的念斌案，就是“疑罪从无”的判决。

但要贯彻疑罪从无，光靠法院的力量，是不够的，而是必须改革司法体制，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运行机制，法院才有能力来分配正义。而当前刑诉法规则下，基本是公安做饭的，检察端饭的，法院是吃饭的。对于公安的错误，检察院背书后，法院就基本无力挽回。法院的社会地位以及流水线的刑事作业决定，法院不敢、不愿对证据不足的案件判决无罪，而只能以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，来表达自己的立场。而书面式的审判，被告人的缺乏沉默权，以及律师没有在场权，都导致冤案很容易被铸就，刑讯逼供则是最常见的手段了。

浊其源而望其流，曲其形而欲其直，不可得也。如果不建立审判为中心，如果审判无法纠正检调的错误，正义是难得的。

附判决书截图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