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“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”的适用率很高。譬如有律师调查公民户籍资料涉嫌该罪，有大学生制造程序病毒“XX神器”涉嫌该罪，还有GSK案中外国私人侦探调查中国公民个人信息涉嫌该罪。而该罪，立法条文粗疏，在司法解释没有明确之前，弹性甚大，难以把握，需正确理解运用。

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：“【出售、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】国家机关或者金融、电信、交通、教育、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，违反国家规定，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，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

  “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，情节严重的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

  “【单位犯罪】单位犯前两款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。”

从条文上来看，该罪需要疏义、解释的清楚的是:

（1）       定义公民个人信息。由于我国还没有个人信息保护法，所以个人信息，只能根据习惯、法理来确定。一般是指：公民的户籍、房屋、通讯、银行账户、婚姻、家庭、教育、医疗、健康检查、犯罪前科、性生活等个人资料。这些都是受保护的隐私。

（2）       对非法获取的理解。非法获取，一般是指，未经公民本人同意，非基于法定情由，而别有企图地获取公民个人信息。司法实务中，要注意两个标准：其一、公民信息的来源，手段是否合法，是合法取得，还是非法取得？其二、该合法取得，是否滥用权利？譬如，调查户籍资料，如有纠纷或者潜在纠纷的，则该调查是正当履行职务，不涉嫌犯罪，只有调查无关当事人，作为其他用途，造成社会危害的，才涉罪。

（3）       对“情节严重”的理解。这个是难点。收集了多少信息、造成多大的社会危害性，才涉嫌该罪？亟需明确。否则可能会造成，因搜集一份材料而被追诉，而搜集很多材料却漏网。窃以为要考虑两个标准：其一、参照第一款“国家机关或者金融、电信、交通、教育、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出售或非法提供个人信息”，这种在司法实务中，通常是多份乃至于成千上万份个人信息的，所以可规定至少要10-20份以上涉罪，10-20份以下的作为情节显著轻微不作为犯罪。其二、需要靠考虑这些信息的价值和目的，要足以危害被收集人，或者已造成被收集人损失的，作为标准。足以危害，是指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实现不法目的，譬如收集了身份信息、手机号码、支付宝账号或银行账号，就可以实施网上盗窃了，那就涉嫌该罪，如果只是收集了手机号码与身份信息，还不能直接实现不法目的的，则情节轻微或显著轻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