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读唐宋八大家，除学其文、其思外，还加以职业性的法律眼光解读。譬如王安石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，就是一篇答辩书。针对司马光的诉请，王安石概括为“四事”，逐一予以反驳：“以为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，以致天下怨谤也。某则以谓：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，以授之于有司，不为侵官；举先王之政，以兴利除弊，不为生事；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；辟邪说，难壬人，不为拒谏”。寥寥几句，力扫千军。不仅如此，还顺手回敬“人习于苟且非一日，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、同俗自媚于众为善”。辩护中兼有立论，甚为精彩。

八大家中，苏辙文章很稳，而见解更稳。只因是苏东坡之弟，而常被淹没。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审讯。苏辙写了《为兄轼下狱上书》，也是一篇罪轻辩护词，很有条理与文采，且饱含感情。他先说，苏东坡一直有好发议论的毛病，但人无大过恶。其次，苏东坡已经知错，不敢复有作为。只是因为诗已流传出去了而要被罚。最后说，自己与苏东坡手足之情，愿意学缇萦代兄受过。两苏感情很好，苏东坡临死叫苏辙做墓志铭，苏辙不忍，所写之铭，足以为史书。假如当今的法律人，所写法律文书，也有八大家之风，既明理，又有情，亦有助于当事人也。

附：《为兄轼下狱上书》

臣闻困急而呼天，疾痛而呼父母者，人之至情也。臣虽草芥之微，而有危迫之恳，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。臣早失怙恃，惟兄轼一人，相须为命。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，举家惊号，忧在不测。臣窃思念，轼居家在官，无大过恶，惟是赋性愚直，好谈古今得失，前后上章论事，其言不一。陛下圣德广大，不加谴责。轼狂狷寡虑，窃恃天地包含之恩，不自抑畏。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，每遇物托兴，作为歌诗，语或轻发，向者曾经臣寮缴进，陛下置而不问。轼感荷恩贷，自此深自悔咎，不敢复有所为。但其旧诗已自传播。臣诚哀轼愚于自信，不知文字轻易，迹涉不逊，虽改过自新，而已陷于刑辟，不可救止。轼之将就逮也，使谓臣曰：“轼早衰多病，必死于牢狱，死固分也。然所恨者，少抱有为之志，而遇不世出之主，虽龃龉于当年，终欲效尺寸于晚节。今遇此祸，虽欲改过自新，洗心以事明主，其道无由。况立朝最孤，左右亲近，必无为言者。惟兄弟之亲，试求哀于陛下而已。”臣窃哀其志，不胜手足之情，故为冒死一言。昔汉淳于公得罪，其女子缇萦，请设为官婢，以赎其父。汉文因之，遂罢肉刑。今臣蝼蚁之诚，虽万万不及缇萦，而陛下聪明仁圣，过于汉文远甚。臣欲乞纳在身官，以赎兄轼，非敢望末减其罪，但得免下狱死为幸。兄轼所犯，若显有文字，必不敢拒抗不承，以重得罪。若蒙陛下哀怜，赦其万死，使得出于牢狱，则死而复生，宜何以报！臣愿与兄轼，洗心改过，粉骨报效，惟陛下所使，死而后已。臣不胜孤危迫切，无所告诉，归诚陛下，惟宽其狂妄，特许所乞，臣无任祈天请命激切陨越之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