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的李某某涉嫌强奸案，一波三折，扑朔迷离。作为旁观者，因为没有看过卷宗，未出席庭审，无法形成有罪无罪的心证，所以不对实体下结论。窃以为，判断强奸案的唯一标准是，是否违背妇女意志。而要认定该点，需要对证据的全面分析判断，一方面要看被害人是如何陈述的，另一方要结合环境、当事人的行为等来印证被害人的陈述的真实、合理性。最终由经过庭审的法官形成内心确认。

我所担心的是程序正义，本案的一个大问题是舆论的影响。法律的公正是指不枉不纵，不能因李某某有过劣迹而倾向有罪，也不因为被害人的职业品行而倾向无罪。然而，本案的舆论带有明显的非理性。倾向有罪的，主要是广大草根网民，痛恨衙内，必惩罚之后快，反对倾向无罪的主要是一些所谓的精英律师以及社会中上阶层。舆论之争，非但有门户之见，更反映社会阶层的分裂。本案的第二大问题，则是一些律师的不地道，有损正义。譬如律师未见卷宗，而发表容易误导大众的意见，譬如律师做了新闻发言人的角色，譬如本案是不公开开庭的案件，但是涉及个人隐私的辩护词早早流出，甚至出现专家的论证案件。这些律师，无论是真的出于职业精神，还是出于利益推动，这样对待未成年人以及个人隐私的案件，都欠妥当，而且是喧宾夺主，影响了案件的正常审判。

一个案件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，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缺一不可。二者中，实体正义，智者见智仁者见仁，可以商榷，但程序正义，是看得见、摸的着的，更需要各方去切实维护。有了程序正义，才可能有实体正义，如果程序正义都没有，实体正义则无从谈起。而这些需要法治文化。我看台湾的王金平的关说案，也存在这个问题。马英九一向支持法治，不允许干涉司法，所以对王金平的关说大动干戈，但是很多人并不认同马，一个重要原因是程序有瑕疵，即对于认定关说要经过适当程序。另一方面，台湾传承传统文化（儒家为主），很讲人情世故，对于关说，也没有上升到妨害司法公正的高度，实际上也是儒家文化对法治文化的排斥。所以迄今台湾难谓法治社会，由此亦可见实现程序正义之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