诽谤，即散布谣言。唐律疏议中没有诽谤罪，但不等于可以乱说。实际上，唐律疏议是分类处理了，如乱说皇帝的是“指斥乘舆”，乱说官员的是“诬告诬告府主刺史县令”，乱说造反的“口陈欲反”。而乱说社会的，唐律只是规定了“造妖书妖言即传用惑众”，妖书妖言是指怪异的文字、诈托鬼神的内容。可见唐律侧重对皇帝、官员及其政权的保护，对于一般人的诽谤，并没有处罚。我国刑法的诽谤罪，也是针对人格受到贬损，而冤有头债有主惩罚造谣者的，且一般情况下是本人告诉才处理的。但是日前国家的打击谣言，把议论“狼牙山五壮士”者拘留，把“问一个地方是否死人吗？”者拘留，则是匪夷所思了。“狼牙山五壮士”是历史人物，后人自然可以评论，如果恶毒贬损的，五壮士的后代可以提告。“问一个地方是否死人”则完全是公民的权利。这些都是言论自由以及民法调整的范畴，公权力不应该介入。否则的话，警察就是社会的唯一“真理”了，他说谁是谣言就是谣言，那样法律已荡然无存，“人人自危，道路以目”了。古代封建社会维护其意识形态，也还有王充的《论衡》、李贽《焚书》，现代反不如了吗？事实上，谣言的消灭，在于言论的自由争锋，扼制言论，只会更谣，鲧治水只会堵，结果洪灾更泛滥，而大禹堵疏结合，水治住了。所以只要在法律的框架内，言论都应该是自由的，这点唐律都规定了，何况今天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