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律这个东西，就如文学，学无止境。就算老法师，也还要去听课常学常新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去律师培训刷卡，学分到了，才能过考核。

今天讲课的是华政刘老师，事先已经有华政的朋友告诉我：刘老师，貌不其扬，但讲课风趣，逻辑简练，口头禅是“一塌糊涂”，说起某些案件来津津有味。去了才知道，他是全国劳模。教授当劳模，也真不容易啊，但不知道是课教的多，还是无罪辩护的多呢？

刘老师讲的主要有三点：其一、罪刑法定。刑法原则有三：罪刑法定、罪刑相适应、刑法面前平等。西方国家刑法原则也有三：罪刑法定、罪刑相适应、刑罚人道主义。之后一系列的原则，是该原则衍生出来的，譬如疑罪从无、有利于被告人等。罪刑法定的意义在于其偏向性，即保护作为弱者的被告人，但修改刑法时，多加了一句“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，依照法律定罪处刑”，反而失去本意。其二、在刑事与民事案件交叉时，考虑问题要刑事优先，以及“刑事看行为，民事看（法律）关系”。并举许霆案，指出许霆拿了精神病人（指有问题的ATM机器的钱构成盗窃，而精神病人拿了被告人的钱当然不构成犯罪（指银行犯错）。这句话，赢得不少掌声。其三、提到了犯罪形态，尤其是牵连犯，不能以简单的目和手段关系去认定，还要看牵连的内容是否包容。譬如，伪造身份证去诈骗，这个伪造行为，本身是包容后面的诈骗的，而盗窃枪支去抢劫，盗窃并不能包容抢劫，故是两罪。其次，提到二次违法问题，指出不是所有犯罪，都是有二次违法的（二次违法大概是指犯罪的也一定违反其他法律的吧），譬如强奸与杀人。最后，对犯罪预备、着手、中止的认定，指出这些是犯罪的停顿点，而对于既遂的犯罪，是不能人为去区分预备、着手、既遂等阶段的，既然是连贯的，评价过程没有意义。最后，提了个实务疑难，如果施行一个高位犯罪行为中止后，再实施一个低位行为，是构成高位犯罪的，即高位吸收了低位行为，譬如强奸中止后的猥亵。讲课过程中，还比较了佘祥林、赵作海案与辛普森案，两者的不同结果是因观念不同，前者是绝不放过一个坏人，后者是绝不冤枉一个好人。

听后也引发了一些思考。第一、罪刑法定原则，在司法实务中，经常被滥用，找个口袋罪，就定了，譬如所谓的上访者敲诈政府、法院案件。所谓徒法不能自行也。其次，刑法很粗糙，很多是空白或模糊罪状，这些弹性，都是入刑的后门。远不如唐律疏议的精深和周全。所以学者和律师，都不应以刑法条文为圭臬，而是要独立意见。对于罪的形态，我觉得美国刑法就规定的很好，一个行为一项指控，清清爽爽，而大陆法系复杂无比，经常是见解不同，歧义纷纭。其二、对于刑事与民事的交叉问题。我认为，法律人要当通才，而不是专才，实践中经常是刑法学者看到案件就往刑事靠，而民法学者看到案件就往民事靠，盖两者尚未完全打通也。如果对刑事与民事的法律都精通，是会明确界限的，反之，出于职业思维不可能不偏。其三、冤案的产生，更多是因为司法体制，强大的公权力可轻易构陷形成冤案，而当事人和律师的辩护显然不足。譬如刑讯逼供，没有一个制度去制约，是不可能遏止的。捶楚之下何求不得，生不如死的赵作海，每次的有罪供述都很稳定，而佘祥林案子，居然把被害人、被告人都搞错的情况下判决了。由此可见，司法改革的任重道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