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案中，碰到二事。第一件是，一家企业的老板，碰到两个到访的警察，说所办盗窃案件中，企业是被害人，涉嫌内外勾结，故请企业配合，出具员工名单。老板信之，出具所有。结果该名单，后作为劳动官司中员工跳槽的证据。原来，盗窃案是子虚乌有，竞争对手报侵犯商业秘密，警方以来取证也。刑案不成，则成民事。第二件是，一业主与居委会纠纷，居委会说要找警察。业主不信，认为自己没违法。某日，接派出所所长电话说谈另事。业主心疑，咨询警察朋友，朋友说既然是所长客气电话，应是民事调解，无事。于是去了，即被拘留。

以上可见，当事人社会经验之不足，被“利而诱之”。事实上，整个司法运行的规律，就是分辨“真与假”。如果大家都是真的，则何必开庭，请律师呢？正因为真伪难分，而要贤人以规则断之。但可惜的是，司法者往往也是作假高手，且以兵不厌诈为荣，以致本该作为唯一规则的法律也沦为无规则。

读孙子兵法，以为精髓就是“无而示之有，有而示之无”。李世民也说“观诸兵书无出孙武，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，用兵识虚实之道，则无不胜焉。”可见辨别虚实，分清真伪，是做事根本。但实际上，往往限于科技和自己的能力，而难以辨别。就算孙武，司马迁也评其"能行之者未必能言，能言之者未必能行”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神机妙算，最后还是屈居巴蜀，不如注《孙子兵法》的曹操。所以，方孝孺在《深虑论》中说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即“虑天下者，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，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。然而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，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。岂其虑之未周欤？盖虑之所能及者，人事之宜然，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，天道也。”——做人做事，还是要仁厚为本，这样得道者多助，多朋友而少敌人。《易经》云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”司马光家训道：“积金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；积书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；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。”呜呼，要有智慧分辨真伪，更要有道德去行仁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