辩护律师对于当事人，如医生之于病人，预防第一，平常守法，不涉刑案是上策，及至案发，则是症状已现，即时下药，越早越好。通常刑事辩护分为三个阶段：公安阶段、审查起诉、审判阶段。三个阶段中，我认为审查起诉阶段，律师作用是相当重要的，差不多是辩护工作的一半。因为此时，律师已经阅卷，对案件的走向已基本预测的到，而提出的法律意见，如果能让检察官采纳，则无须在法庭打硬仗辩护了。同样，检察官可因律师的意见，而发现起诉的不足，从而及时纠正，从而提高起诉的正确性。这就是两相宜的“辩诉交易”吧。

有些律师，不愿与公安、检察打交道，而喜欢在法院出庭辩护，这个多少有点做秀的味道，盖没有前两个阶段的工作，对案情的了解是不够的，同时最重要的是，司法实务中，法庭上能改变起诉内容的力度本来就是弱的，所以说实质性的辩护必须至少从检察阶段介入。

新刑诉法2013年1月1日施行，我最关心的是最高检察院对刑诉法的司法解释如何，此解释比最高法院对刑诉法的解释还重要。因为，就辩护而言，在检察阶段属于有药可治，到了法院阶段很多案子是无药可治（所谓，公安做饭、检察端饭、法院吃饭，不管如何得吃下），此时看准了病，又有何用？以前的最高法院刑诉法司法解释，即《刑事诉讼规则》，过于扩权（譬如规定公诉案件的撤诉等），几乎废了半部刑诉法，不知道今年这部情况如何？呜呼哀哉，迄今最高检察院在闭门造车，也不向律师、公众征求意见，对其出台，不容乐观。

本次刑诉法修改，最大特点之一是，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深度介入，可以持“三证”（律师事务所函、委托书、律师证）会见犯罪嫌疑，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罪名和案情，并且出具侦查阶段律师意见书。所以律师的实质辩护也在提前，通过了解案情，律师的辩护会与侦查同步，所以此时律师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很重大的，所谓权利，就是知悉当事人不在场等重要无罪、罪轻证据或证据线索，要及时告知侦查机关调取，所谓义务就是要保密案情，不能对当事人家属下反侦查的指导棋，更不能教唆串供、隐匿证据等妨害侦查的行为，这些对律师提出了更高的自律要求。

最后，提醒一下，当事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一定要给律师打个电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