呜呼哀哉，罪刑法定岌岌可危矣，社会整体缺乏法治意识也。对于温岭教授虐童事件，很多网友认为，在“虐童罪”立法之前，能靠上哪条法律就适用哪条法律，总之非要刑事追究不可。部分法律人，包括律师，在巨大压力之下，也开始改变立场，从开始的认为无罪，到论证寻衅滋事罪的合理性，事态的发展如药家鑫案初始一样，过于非理性。却不知，滥用罪名，是古代类推适用的翻版，每个人也可能被莫须有的刑法所害。君不见，上访户与政府达成的协议，也被认定为“敲诈勒索罪”，出版公益书籍，也被认定为“非法经营罪”，公权力的滥用就是利用口袋罪，我们对之不能持双重标准也，虐童固然可恨之极，但正道的解决是依法办事，并以此为契机来立法完善法律。

寻衅滋事罪的滥用，非一朝一夕。最典型的案件是方舟子被锤击案。此案是雇佣伤人，目标准确，预谋既久，涉嫌的是故意伤害罪，但司法机关考虑到，方没有构成轻伤，无法以故意伤害罪追究，而舆论又汹汹，于是滥用刑法，张冠李戴以寻事滋事罪予以追究。最后是双方当事人对定罪量刑都不服，法律学者也看不懂判决，唯有司法机关摆脱错捕的国家赔偿之虞。这种司法从根本上破坏了法治基础，使得法律失去可预测性，法律成权力的私器，而非公器。法律本如天气预报，预测天气十之八九是准的，然而有的预报人员，明明是看见下雨，却说是天晴，何以堪？法律的稳定性和公信力荡然无存。

再看寻衅滋事罪的正确理解，字义理解就是流氓的无事生非，破坏的是社会秩序，该秩序应主指治安秩序。而温岭事件，本质上是教师，无师德，戏谑虐待学生幼儿，显然此无关治安秩序，她非流氓，而是变态也，故无寻衅滋事罪的适用余地。又查浙江对寻衅滋事的地方性规定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、浙江省人民检察院、浙江省公安厅的《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：“为正确适用刑法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，严厉打击寻衅滋事犯罪活动，维护社会秩序，现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，对在司法实践中办理寻衅滋事案件的若干法律问题提出以下意见：（一）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破坏社会秩序的，属于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中的“情节恶劣”或“情节严重”，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：1、在两年内实施三次以上寻衅滋事行为的；2、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一人以上轻伤或三人以上轻微伤的；3、追逐、拦截、辱骂他人、致使他人无法正常生活、工作，或者造成他人精神失常、自杀等严重后果的，等等。对照下来，本案并无造成伤害结果，并不符合寻衅滋事之规定。由此，可见本次浙江生搬硬套此罪，无非是借此平息民意，而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破坏法治。

温岭事件，暴露出的是对“虐童”处罚的法律漏洞，对此正确的填补是立法增设“虐童罪”或者修改“虐待罪”使得效力及于非家庭成员。两相比较，考虑到虐童的社会危害性，以及儿童的重要性，还是借鉴国外立法，单独成罪为好。如此是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而非得要个案刑事追究当事教师，私愤是泄矣，但于事无补，与法治有害，并不理性。期待本案尽快沉淀下来，依法办事。从这个事件，也可以看到，法治之路的漫长，罪刑法定的意识还没有成为习惯，而法律人在公共事件中，更是任重道远，要坚持法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