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候，我还是法官，碰到这样一个案子：原告起诉被告违约，导致原告对第三方违约，并支付了第三方20多万违约金。原告提供了其与第三方的合同，以及支付凭证。被告答辩说其没有违约，即使违约，根据合同法的可预见规则，也不应该对第三方的损失负责。这个案子，是有点纠结的，是否违约，双方的证据和说理都不充分，而违约金是很有疑义的，被告就这么主动大方支付给第三方了？直觉告诉我，违约金可能是恶意串通，但如果没有证据，怀疑是没用的。

我得承认，我当时没有完全中立。为了澄清疑点，我想这笔款项是通过银行进来的，银行或许有记录，于是给被告律师开了调查令，让他去查。果然，查到原告在收到该款项的二周后，又把二十万汇回去了。于是开庭时，我仔细询问原告，你与第三方的经济来往有几笔。对方信誓旦旦回答只有一笔。我再次确认，所有的款项只有一笔吗？原告律师毫不犹豫点头。此时，被告律师出示银行的汇款单，我问原告如何解释？原告一下子懵了，法庭沉默的鸦雀无声。我啪地一声，合上卷宗，说休庭五分钟，让原告好好考虑。五分钟后原告妥协，撤诉了。

对这个案子，我常在思考，法官这样做，是否适当？因为，我帮被告律师开了调查令，其次所取得的证据也没有事先给原告看，这样是突然袭击，达到击破谎言的目的，结果也成功了。可是，法官不中立，提醒帮助一方当事人，是司法不公，个案虽然或许公正，但长远看会失去整个法律的公信力。至今，我都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。做了律师后，我觉得，这个事情应该由被告律师来整体策划比较妥当。可是，当时被告律师没想到，我也不想判一个很有可能被谎言欺骗的案子的，司法还是有人性在里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