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竹笋在重庆唱红打黑如日中天时，发微博说“这次就是勃起来屙了一坨屎叫王立军吃，王立军端给检察院，检察院端给法院，法院叫李庄吃，李庄原律师说他不饿，谁屙的谁吃，这不退给王博士了，他主子屙的他不吃谁吃”，于是被劳教一年。嗣后，形势突变，薄王失势，于是重庆第三中院确认该劳教违法。法院认为：“虽然言辞不雅，但不属于散布谣言，也未造成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严重后果；国家公务人员对公民基于其职务行为的批评，应当保持克制、包容、谦恭的态度云云。”

就事论事，重庆第三中院的这判决拨乱反正，值得肯定。但若深层次分析，则可见法律不如形势。方竹笋的言论不违法，只需法律常识。但因得罪当时领导而被罗织劳教，如果领导还在，会翻案吗？重庆第三中院，还是那个判了那么多运动打黑案件的法院，会维护民权吗？这些答案，都是不言自明。方竹笋被劳教不是因为法律，被法院确定违法也不是因为法律，而是因为形势变化了，而法律不是一个载体而已。且以判词而言，公民批评官员是权利，官员接受批评是义务，何来官员谦恭云云，无非还是官员是主子的思维。是故，无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，是难以写出好判词的。

劳教的违宪，劳教的与《立法法》相悖，也都是常识，假使重庆第三中院，如因孙志刚案件废除收容教养一般，否定劳教制度，才是里程碑式的判决。当然，这个是得陇望蜀了，对重庆法院的要求也太高了点，须知法律的进步是点滴累积的，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，好高骛远并不合实际。

我曾经在汉诺威的一法院门口看到一块耻辱碑，是法院对纳粹期间所为的检讨。重庆法院对打黑中的审判检讨过吗？显然，没有。当然，中德的情况是不一样的，德国是宪政社会，法律是公器，中国是人治社会，法律终究是工具，司法总是操纵。所以，要法律不为形势所动，不为强权影响，路漫漫兮吾将上下而求索。在法治社会里，那么方竹笋就不会被劳教，也无须法院来确定劳教违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