鉴于国情是司法不独立，目前律师界的主流辩护观点是“合力说”，即辩方以各种途径影响案件走向，通常有四种力量：第一种，律师的法律辩护，堂堂之师，正面交战。第二种，家属向相关部门提诉请，借维稳之力。第三种，寻找官僚体制中的助力，譬如寻求领导批示。第四种，付诸媒体，舆论监督，引起社会关注。

在其中，律师也存在两种风格，一种是中庸辩护，即律师经常与公检法沟通、协调，达成部分共识，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或误判，起到桥梁作用。在人治大于法治的情况下，律师最大程度坚持当事人的利益，又理性妥协。还有一种风格是极端辩护，出手凌厉，揭露公检法的违法，如韩信军法的置于死地而后生，逼迫司法机关让步，其一般不与公检法接触、沟通。

两种风格都是利弊共存。中庸风格，比较稳健，但与司法机关博弈是与狼共舞，经常会出现司法机关不遵守承诺的情况（事实上庞大的官僚机关中，决策本身是变动的），而陷入更不利境界，譬如李庄认罪就是一个典型，李庄认罪后，司法机关悔约，遂万劫不复。而极端风格，不会出现自我不利的风险，司法机关面对确凿事实，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步，但更可能会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，变本加厉地指控当事人，故风险亦甚大。

律师无论何种风格，都要精准的形势判断（孙子兵法的庙算也），而且有运气因素。窃以为，辩诉交易是客观存在的，律师与公检法的交流是不可缺的，但这些需要法律规定来保障，譬如借鉴美国，对于控辩双方达成的意见，法律予以保障，这样就不会“囚徒困境”，担心对方毁约了。在大多数的案件中，律师应该是中庸的，而在少数案件中极端辩护是有力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