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一段时间多家媒体报道了北海律师被拘事件，不妨再简略回顾下事件发生的过程：四名律师在为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辩护中，涉嫌律师伪证罪。该案中，被告人原先供述，在路上打伤被害人，再劫持到水产码头打死抛尸。后律师介入，申请3名证人出庭作证“被告人无作案时间”，被告人亦翻供“否认在水产码头打死抛尸，之前的有罪供述是因被刑讯逼供”。警方重新调查，传唤证人，被告人也改回口供，且都指证是律师教唆，四名律师遂被调查，三名证人亦被刑事拘留。

该案涉及律师之多，牵涉之广，为司法史之最，且涉被一向诟病的刑法第306条“律师伪证罪”，故全国律师组团去北海辩护。

就目前媒体报道出来的案情，笔者看来，这起是从故意伤害案中引发的律师伪证案，起码存在三大可疑之处：

一、码头打死抛尸是否属实？该故意伤害案的离奇之处是，码头抛尸这么重大的情节事实不清，仅有被告人口供，而该口供反复、不稳定，与尸检报告亦有不合，与证人的出庭证言也相矛盾。故该情节，无法排除合理怀疑，应该继续补充侦查，以其他客观证据来印证事实。如果没有其他客观证据的佐证，则应存疑不起诉，视为该情节不成立，相关律师伪证罪的指控也应随之撤销。

二、证人证言该如何审查？本案中，证人先作证被告人无作案时间，后警方介入，证人改口，被以伪证罪追究。试想，如果证人再次改口回来，如何办？是否要定警方伪证罪呢？司法经验表明，判断证人证言真伪，要建立交叉询问机制，通过法庭上对证人的全方位发问，澄清疑点，而不是通过控制证人来审查。

三、伪证的标准是什么？何为伪证？当然是以真证为标准，而真证应该是通过质证、由法庭认定的证据。本案中，警方以被告人原先供述为真证，凡是与原先供述不合的，都是伪证，显然这是错误的。试想，如果被告人原先的供述是假证，譬如刑讯逼供取得的，再以此为据，去追究伪证，岂非黑白颠倒？

除去法律技术问题，此案件让律师界最在意的，是其存在得反映刑诉法制度性的不足、以及北海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出现的藩镇化的倾向性。

以权代法的倾向会使得法律岌岌可危，这种倾向尤为值得警惕和抨击。首先是司法行政化。司法实践中，公安机关的“命案必破”考核，对干警的压力很大，从而容易诱发不择手段破案，譬如刑讯逼供，譬如隐匿无罪、罪轻的证据，譬如以打击证人、律师来办成“铁案”。本案中，公检的办案思路，就是抓捕证人、律师，消灭反对意见，而不是以客观证据说话。

其次是司法权力化的倾向。司法人员没有根据法律来办，而是根据领导的意思办。譬如，律师团在北海办妥委托手续，去看守所申请会见被告人时，被看守所干警以“领导说了算”“情况特殊”“我也要吃饭”等理由拒绝。公安干警为保饭碗，宁愿听领导，也不愿意遵守法律，公然违法。而根据法律规定，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，律师凭三证“律师证、介绍函、委托书”即可会见。

最后，“司法藩镇化”的倾向更值得警惕。

司法的藩镇化，是指公检法司都在统一机构领导下，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，地方权力说了算，让法律的执行大打折扣。譬如，本案中公安、检察机关紧密配合，追究伪证，而对涉嫌的刑讯逼供不闻不问。譬如，北海司法局和律协开会，要求不接触外地律师。譬如，北海媒体对案件的不全面报道。通过以上种种手段，领导全面掌控案件，是实际上的最高司法官。这种以权代法，破坏了法治原则，使得法律不能成为公器，而沦为权力的附庸。

据目前媒体所报道得情况，在北海事件中存在地方权力决定地方司法的可能性很大。事实上，如果地方行政领导政治清明，案件会公正处理，如果政治不清名，则案件会被操纵。所以，坚持法治，必须防止司法的藩镇化，改革体制，司法独立，让司法人员服从法律。

作者丁金坤系上海律师

本文刊登于《时代周报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