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几天，读钱钟书的《管锥编》。这本钱老的读书心得，旁征博引，以书串书（据闻，钱钟书读遍宋朝以后的集部书籍），纵贯中外，让人叹为观止，好像是一本专门为书虫写的书。可惜，钱钟书、陈寅恪这样厚重的学者，当今已经没有了，唯香港的饶宗颐硕果仅存。

那么法律界的大师有吗？台湾的王泽鉴，首屈一指，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，兼收并蓄，但也只是引进有余，原创不足，至于大陆，更在其后。醉心于学术，不问功利的梁慧星老师算一个，然而梁氏的读书和治学，随时代浮沉，亦步亦趋，一部合同法、物权法，几乎都是国外法律的移植，鲜见中华法系踪影，更不论有法律上的发明了。

至于律师界，恢复律师制度才三十余年，各路英雄好汉打天下，大律师大多是媒体或官方推出来的，媒体律师因案件的影响力而水涨船高，官方律师因利用公共资源而得势，然而至今没人写出一本如贝卡利亚《犯罪与刑法》可以传承的小小著作。

中国法治的土壤贫瘠，难出大师，大师就如贵族，是时代的产物，需要几代人努力，但也正是土地贫瘠，给人以去肥沃的机会。当今时代，对外面临国际社会的竞争，对内面临社会转型，还有东西朝的对峙（台湾在大陆之东），文化亦因采用简体字而传统中断，所以这是一个寻找自我的时代，大师或许如钱钟书说的，是在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