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“禁摩限电”，收缴的电动车堆积如山，拘留人员几百。这场大规模的运动式执法，存在种种法律问题。尤其是“限电”，不仅关乎法律，而且关乎民生。

其一、“限电”的法律依据不足

“限电”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二：一是《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，对部分道路实施限制电动自行车行驶，限行道路集中于主次干道和公交地铁覆盖率高的区域。二是1999年的电动车国家标准，即《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》规定“电动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大于20km/h;，整车质量不大于40kg。”这两个依据中，第一个没有问题，但执行中要避免扩大化，不能到处限行，成为变相禁止。第二个大有问题。因为该国标，早已名存实亡。若按此两条规定执行，则几乎所有的电动车都超标。显然，问题出在标准本身，或者生产厂家，车主并无过错，而予以扣车，是国家有病，车主吃药。

其二、执法未遵循“比例原则”

即使执法有法律依据，也要遵循比例原则。即以最小伤害的去执法，兼顾被执法者的利益。动不动就扣车，就拘留，显然有悖于比例原则，也是懒政表现。盖管理靠日常，平时不管，一管就是大规模的运动试执法，是折腾。

其三、未能兼顾民生权利

电动车是一些市民出行的必要交通工具，或者是快递运输工具，涉及民生。政府要规范之，管理之，但非禁止之、灭绝之。 行政执法要兼顾侵犯民生权利。深圳交警在记者招待会表示，禁摩限电的原因，主要是道路资源有限，摩托车电动车交通事故多。但是，靠电动车出行也有道路权，难道都鼓励去买车，更为拥挤？电动车安全事故多，一方面是车主没有遵守交通规则，另一方面是道路设计上没有专门道。此都是管理问题，要教育处罚，同时改善道路设计才是，岂能一禁了之。事实上，电瓶车的存在，存多存少，关键在于交通配置。做好公共交通工作，才是减少电动车保有量的正道。

西汉时，因盗贼多用弓弩，朝廷准备禁止弓弩。吾丘寿王上书说“盗贼犹有者，郡国二千石之罪，非挟弓弩之过也。”遂不禁。深圳的交通，管理之过也，非电动车之过也，能不深思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