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，看到南京市律协监制的刑事辩护委托书文本，大吃一惊。因为该委托书最后部分，要加盖律师事务所（受托人）的印章，使得委托书类似委托合同了。事实上，委托书是单方授权行为，无须受托方盖章确认。南京律协的做法是颠覆了基本的法律观，画蛇添足。其背后则是对律师的不信任，以及增加律师的工作量。其用意大概是防止律师私下结案，而要求每份文书都要律所盖章确认乎？但律师每次会见当事人，都要律所开介绍信的，此时再在委托书上盖章，岂非多此一举！所以无论哪个角度而言，这种四不像的委托书，没有价值，不可理喻。

无独有偶，上海律协制作的律师去看守所会见介绍信也是特色。一般的看守所介绍信都是一式一份的，但上海的是一式两份，下面备注看守所收到介绍信的时间，一份给看守所，一份给律所归档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担心看守所不及时安排会见，（24小时之内），故备注时间，以便监督。但实际上，上海看守所制度规范，一般都是及时安排会见的，故另一份介绍信往往是形式了。而上海律师携此介绍信到外地看守所去，对于一式两份的特别格式，外地看守所大抵感到莫名其妙，须多方解释。所以，有的上海律师去外地看守所会见时，干脆自己打印一份介绍信，去掉“一式两份”以及“时间备注”字样，以避免多余的解释。上海律协的出发点是好的，是为保障律师会见权，但是统计数据表明，似无必要。而且想过没有，如果看守所真的卡律师不给会见，会在介绍信上写上对其不利的证据吗？

委托书的基本内容是，委托人、受托人、授权内容、授权时间。对于授权内容，民事委托书有专门格式，譬如特别代理、一般代理，权限不同。而刑事委托书的授权内容是法定的，即律师作无罪、罪轻的辩护，故毋庸再书。对于授权时间，则有讲究，第一、授权的起点时间，一般是出具委托书之日即授权之时，但实践中，有的律所规定，聘请律师合同自收到律师费之日起生效，但此时委托书往往已出具，造成委托书与合同不一致，譬如委托人没有缴费，合同未生效，此时委托书地位如何？理论上该委托书，是缺乏授权基础的，有瑕疵的，但也不能说无效。第二、委托的有效期。刑事辩护辩护一般分三个阶段，一般每个阶段出具每个阶段的委托书，具体授权时间表述为“侦查阶段程序终结止”、“审查起诉终结止”、“一审审判程序终结止”。也有律师合并写在一起的，即一份委托书上写明有效期为三个阶段“侦查阶段、审查起诉阶段、一审审判阶段”，省的多次出具。

实务中，还存在一审律师与二审律师衔接脱节问题。譬如一审律师授权时间是“一审审判终结止”。按此，一审宣判后的上诉期内，一审律师还可以去会见，但当事人往往在一审宣判后，找其他律师作二审辩护，而此时二审律师不能去看守所会见（也不能查阅一审卷宗），无法写上诉状，而只能让当事人自己写上诉状，或者委托一审律师帮助起草上诉状，这是影响二审律师的上诉辩护的。而且往往会出现两份上诉状，一份是二审律师会见前的上诉状，另一份是二审律师会见后上诉状。故笔者建议，为保障上诉质量，应该允许当事人在一审宣判后，即更换律师，使得二审律师得以及时会见、查阅卷宗，以启动二审程序，这需要看守所、法院的配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