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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澎湃新闻报道，原告刘侨起诉京东公司与五粮醇公司，侵犯“雨伞爸爸”肖像权一案被驳回。“雨伞爸爸”是一张父亲给儿子打伞的背影照片，原告即照片中的父亲。该照片被多个商家拿去做广告。刘侨遂起诉，结果被北京大兴区法院，以无证据证明两被告是涉案广告的投放者为由驳回。
简单地说，两个被告都不承认广告是他们制作、发放的，法院采信了这种说法。但是印有两个被告名称的在上海地铁站的灯箱广告，到底是谁做的？根据法院的逻辑，不是两个被告所为，则是有人在做好事，为两被告公司免费做广告？显然该逻辑不符合常识。法院适用证据规则过于机械，对于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应该适用“优势证据规则”，即一方证据比另一方证据强，且符合社会常识，即可可判决优势证据者胜，而不是要求优势证据者，继续提供证据，直到内心完全确定无疑为止。这样会人为加重原告的举证责任，而且所做的判决，会背离社会常识，显得荒谬，即如本案。
另外，北方法院的审判中，经常出现被告不承认涉案的标的物的辩解。譬如买卖纠纷，质量有问题，被告坚决不承认货物是被告的，而法院也常常采信此种意见，最后往往是只要被告不承认，就没有法律责任。此种法官，亦如木头也。上了法庭又有几个被告承认事实的？法官须根据原告的证据，结合常识，推定事情的可能性（盖然性）即可确定责任也。就如江歌案的核心问题，刀是哪里来的？被告陈世峰坚决否认是其携带，并认为是刘鑫递交给江歌的，但是法院综合证据，信服地推定刀是被告陈世峰的。所以法官断案，要根据证据规则，结合社会经验判断，使得案件处理符合常识。反之，机械运用证据规则，一味加重单方当事人举证责任，则案件结果往往超出意外，极不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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