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南国都市报报道：一男子在52家商店买过期食品获赔7万余元，涉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。去年9月2日，该男子在海口一超市花2.4元买到过期饼干，在执法人员对该超市责令整改的3个月后，该男子多次就此事投诉，最终“获赔”4000元。经记者调查发现，海口有52家超市均遇到类似事件，索赔者系同一男子，索赔金额大多数从4000至7000元不等。面对记者采访时，男子称他索要赔偿的行为并没有违法，均是商家自愿协商赔偿的。

显然，本案的男子是一个职业打假人，借此牟利。窃以为，此种打假，违背善良风俗，与被打假方达成的赔偿协议是无效的，所得款项，应该退回。换言之，法律不支持此种打假方式。但是，把职业打假人定敲诈勒索罪，则又是过犹不及了。盖职业打假人的社会危害性复杂，有牟利损人一方面，也有啄木鸟净化市场一面；其次，被打假一方很多是经营企业，是单位，难谓被精神强制而交财。之所以“自愿交财”，也往往是为了避免更大损失（譬如被行政处罚）而私了，此亦是法律所不支持者。故要消除此种的职业打假行为，最好的办法，莫过于认定赔偿协议无效（以民法的违背善良风俗，损害公共利益为法律依据），赔偿款予以返还，同时对于违法者予以处罚。现在轻率指控职业打假者有罪，则亦有保护销售过期食品者之嫌。

本案发生的大背景，则是最高法的立场转变。最高法院原是支持职业打假人。2013年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“因食品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，购买者向生产者、销售者主张权利，生产者、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”。到了2017年，最高法院才转为不支持职业打假。最高法院办公厅法办函【2017】181号《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》指出：“从目前消费维权司法实践中，知假买假行为有形成商业化的趋势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、打假公司（集团），其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，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。更有甚者针对某产品已经胜诉并获得赔偿，又购买该产品以图再次获利。上述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，无视司法权威，浪费司法资源，我们不支持这种以恶惩恶，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。”——问题在于，这种原则性的立场转变， 并没辅以具体的司法解释，导致司法混乱。究其因，则是没有尚未找到一个管理职业打假病的有效办法。其实，可以民法治之，而不必也不应刑法制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