澎湃新闻报道，广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晏拥军受贿案中，法院“从低认定”其嫖娼200次，受贿嫖资60万元。晏拥军受贿数额中，嫖资超过一半，均由商人郭某支付。郭某供称：”我为他安排开房300多次，其中同时有嫖娼的200多次。为晏拥军开房大多数在广州海航威斯汀酒店，一次住宿费1280元”。“嫖娼一次给小姐的费用3000元，有些质素好的小姐要5000元，有时候晏拥军还会要求两位小姐同时给他服务，嫖娼费用一共70多万元。”。这些“小姐”多是在校女学生或模特。法院认为，嫖资属于财产性利益，依法可以认定为受贿犯罪中的财物。中山市中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一审判决，晏拥军因贪污罪判刑三年、受贿罪判刑五年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七十万元。

这个案件，大开眼界，公开了官员嫖娼市场，续写了新官场现形记。在法律上，法院把嫖资作为受贿款，亦是正确。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，是以财物作为受贿对象，但该规定也有缺陷，譬如没有财产的性贿赂呢？就如本案，假如没有嫖资（或者查不到嫖资支付），或者是行贿人亲自献身呢？这些都是交易，无非是权钱交易与权性交易的区别而已。所以，目前受贿的法律规定过于狭隘，应该把”财物”改为”不正当利益”，以包含性贿赂等非财产性利益。一般而言，性贿赂不宜直接入刑，因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，但是在特定情况下，譬如本案的行贿人，通过输送小姐给受贿人，对于行贿受贿双方，还是可以追究法律责任的。而小姐与嫖客的关系，可以治安管理处罚论处。

嫖客领导，一路高升，也反映出干部选拔机制形同虚设，缺乏监督。事实上，如果是竞选制，此种八卦，早被对手曝光矣。故考察干部不如竞选干部，上级监督远不如舆论监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