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律师说，司法对正当防卫要予以支持，对防卫过当标准的认定“必须非常严格”。“一旦遭遇危险，能不能防卫、怎样防卫、如何把握尺度？”他建议，司法要对正当防卫予以鼓励、支持，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，对防卫过当的认定要加以严格限制。朱征夫坦言，相关标准的出台需要凝聚社会共识。当前在相关案件的执法尺度上可适当予以调整。朱征夫还建议，要明确规定刑事案件二审应当以开庭审理为原则，严格限制不开庭审理的适用。他今年还准备了保护民营企业家司法权益的相关提案。

按，朱律师的所言中肯。正当防卫的要放宽认定标准，否则会出现老百姓都认为是正当防卫，而司法机关却认为是犯罪的巨大反差，影响法律威信。近期的福州赵宇案就是明显例子。赵宇帮助邻居见义勇为，但起先被认定是故意伤害，后改为过失致人重伤，在最高检指导下，才改为正当防卫，完全无罪。可见司法的认定标准，与民众期待标准，相差甚大。其他的，如山东于欢案、昆山反杀案等都一样，司法机关原不认定是正当防卫，在舆论民意推动下，后被动认定正当防卫（或防卫过当）。所以，要总结司法实践，改变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，使得法律活在人们心中。至于，刑事案件二审不开庭审理，亦要改正，民事案件二审都开庭审理，举轻以明重，何况刑事案件呢？应该以开庭为原则，不开庭为例外，而不是反之。

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，律师代表吕红兵关注律师“会见难”卷土重来，2018年下半年更加明显。建议从立法高度加以解决，并加强事后救济。窃以为，律师回家难，是近年来产生的新问题。自从司法部实施刑事辩护全覆盖后，律师的会见量大增（毛估估，以前当事人请律师为30%。现在是100%，几乎是三倍），而看守所的会见室并没有相应增加，于是律师会见就要排队了，甚至出现黄牛排号。要解决会见难，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：其一、减少羁押率，扩大取保候审率，这是从源头上减少会见难。对于轻罪、认罪的被告，若人身威胁不大，可取保在外。其二、增加看守所的硬件设施，扩容律所会见室，减轻会见压力。其三、简化会见程序或者增加回建房时，譬如律师第一次见函与介绍信，以后在同一诉讼阶段的阶段，可以凭律师证就可会见。其次可以增加视频会见等新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