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多猛人，上海的程孟明律师就是一个。据《大公报》报道，程律师接到上海邮局“欠资1500元”的信后，认为邮电加价还没有完成立法程序，“欠资”属于“不当得利”，遂向法院控告上海邮政总局局长。上海地方法院推事（法官）凌某，以邮电加价系国务会议通过为由，判程败诉。程不服，向地方法院控告推事凌某渎职。理由是，凌某在判决中对程反驳国务会议的意见只字不提，且国务会议没有制定法律之权。这个律师起诉法官的官司，很扬眉吐气，可惜该案结果如何，未见史料，不得而知。

以上两案，一个是公益诉讼，一个是维权诉讼（也是公益诉讼）。程律师打邮资官司，不计成败，只争是非。这种锲而不舍的法律精神，意义甚大，四两拨千斤，一个官司输赢的背后是一个制度的存废。而告法官渎职，既是为律师维权，也是为端正审判风气。司法实践中，法官为了枉法裁判，往往歪曲或回避律师的意见，让人忍无可忍。当然，告法官个人，在法理上还是有待商榷的。法官审判是职务行为，个人不应是被告。对于法官的错案，可以申请再审，对于法官的渎职可以投诉或报案。

如果这两个案子，在当今的上海，会如何？我看更不妙。第一、立案难。行政诉讼立案难于上青天。譬如上海的车牌拍卖官司，上海法院就永远不会受理，因为车牌拍卖缺乏法律依据是铁板钉钉的，如果法院受理了，岂不是得罪政府？第二、审判难。行政诉讼中，法官往往身不由己地倾向政府方，甚至当政府的代理人，为其出谋划策，这是因司法不独立，权力最终决定司法，即使法官想公正，也往往有心无力。第三、律师告法官更不可能了。法官判决书中偏袒政府的经常有，但没有律师敢告，因为肯定告不赢的，而且会得罪法院。

有时候想，社会的进步，真的要一些猛人来冲冲。对一些违法的事情，如果真有个律师去告一告，媒体一曝光，民意一跟进，事情还可能真的解决了或者改进了，而如果没人去告，死气沉沉一团，社会则永远不会进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