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海事件，四名律师在为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辩护中，涉嫌律师伪证罪。该案中，被告人原先供述，在路上打伤被害人，再劫持到水产码头打死抛尸。后律师介入，申请3名证人出庭作证“被告人无作案时间”，被告人亦翻供“否认在水产码头打死抛尸，之前的有罪供述是因被刑讯逼供”。警方重新调查，传唤证人，被告人也改回口供，且都指证是律师教唆，四律师遂被调查，三名证人亦被刑事拘留。该案涉及律师之多，牵涉之广，为司法史之最，且涉被一向诟病的刑法第306条“律师伪证罪”，故全国律师组团去北海辩护，拯救正义。

律师伪证案是从故意伤害案中引发，涉及三大问题：

其一、码头打死抛尸是否属实？

该故意伤害案的离奇之处是，码头抛尸这么重大的情节事实不清，仅有被告的人口供，而该口供反复、不稳定，与尸检报告亦有不合，与证人的出庭证言也相矛盾。故该情节，无法排除合理怀疑，应该继续补充侦查，以其他客观证据来印证事实。如果没有其他客观证据的佐证，则应存疑不起诉，视为该情节不成立，相关律师伪证罪的指控也应随之撤销。

其二、证人证言该如何审查？

本案中，证人先作证被告人无作案时间，后警方介入，证人改口，被以伪证罪追究。试想，如果证人再次改口回来，如何办？是否要定警方伪证罪呢？司法经验表明，判断证人证言真伪，要建立交叉询问机制，通过法庭上对证人的全方位发问，澄清疑点，而不是通过控制证人来审查。

其三、伪证的标准是什么？

何为伪证？当然是以真证为标准，而真证应该是通过质证、由法庭认定的证据。本案中，警方以被告人原先供述为真证，凡是与原先供述不合的，都是伪证，显然这是错误的。试想，如果被告人原先的供述是假证，譬如刑讯逼供取得的，再以此为据，去追究伪证，岂非黑白颠倒？！

以上是法律技术上的问题，反映了刑诉法制度性的不足。而北海当局在办理该案过程中，所产生的藩镇化倾向，更是严重地割据了法律，以权代法，使得法律岌岌可危。具体如下：

其一、司法行政化。司法实践中，公安机关的“命案必破”考核，对干警的压力很大，从而容易诱发不择手段破案，譬如刑讯逼供，譬如隐匿无罪、罪轻的证据，譬如以打击证人、律师来办成“铁案”。本案中，公检的办案思路，就是抓捕证人、律师，消灭反对意见，而不是以客观证据说话。

其二、司法权力化。司法人员没有根据法律来办，而是根据领导的意思办。譬如，律师团在北海办妥委托手续，去看守所申请会见被告人时，被看守所干警以“领导说了算”“情况特殊”等理由拒绝。公安干警为保饭碗，宁愿听领导，也不愿意遵守法律，公然违法。而根据法律规定，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，律师凭三证“律师证、介绍函、委托书”即可会见。

其三、司法地方化

司法的地方化，是指公检法司都在政法委领导下，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，地方诸侯说了算，让法律的执行大打折扣。譬如，本案中公安、检察机关紧密配合，追究伪证，而对涉嫌的刑讯逼供不闻不问。譬如，北海司法局和律协开会，要求不接触外地律师。譬如，北海媒体对案件的不全面报道。通过以上种种手段，领导全面掌控案件，是实际上的最高司法官。这种以权代法，破坏了法治原则，使得法律不能成为公器，而沦为权力的工具。

在北海事件中，可以清楚看到，地方权力决定地方司法。如果地方诸侯政治清明，案件会公正处理，如果政治不清名，则案件会被操纵。作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律师，其唯一的武器就是法律，但当法律被权力割据时，律师的作用即被淡化、虚无化。这是律师悲哀，更是社会的悲哀，因为没有律师的充分辩护，权力办案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，导致社会没有安全感。所以，坚持法治，必须防止司法的藩镇化，改革体制，司法独立，让司法人员服从法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