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的一个遗赠案例。案情是，深圳一男子，其妻有婚外恋。分居后，男子请了保姆，2010年与保姆同居。2015年男子第一次起诉离婚，法院判决不离。2016年男子写下遗嘱，三套房产归保姆。之后，男子第二次起诉离婚，一审判决离婚。女方不服，上诉，二审期间（2017年）男子因病去世，诉讼终结。去世前，男子再写遗嘱把三套房子给保姆。去世后，原配与保姆就房子问题对薄公堂。

对此，一审法院认为，男子遗嘱部分有效（即处分自己财产的有效，处分夫妻财产的无效），故两套房给原配，一套房给保姆。双方不服，向深圳中院上诉。二审认为，男子与保姆同居违反婚姻法，违反公序良俗，遗嘱无效。房子由原配继承，保姆没份。

这个案子是典型的情理法交织。在法律上，因二审期间男子去世，一审离婚判决不生效力，故夫妻关系还在。但在感情上，明显男子与原配已无感情，与保姆有深情，把房屋给保姆是男子的本意。故一审的判决方案，是有人情味，二审的判决则是机械，硬是违反死者的本意，把房子给原配。

改判，问题出在哪？在于对“公序良俗”的不同理解。公序良俗是指善良风俗，或者说普通的社会道德，但是道德标准经常是含糊其辞，一旦具体到案件，就会出现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分歧。就如本案，一审就认为，保姆有感情，且照顾有功，故应该分套房子。而二审就抓住一点，婚姻期间还与保姆同居，不合婚姻法精神，“一刀切”判无效。显然二审的思维没有人情练达。因为同居，也有具体情况的。如果是男子无端找小三，当然是有悖善良风俗，可谴责性大，如果是与原配不合，且离婚不成，此时同居的道德可谴责小。反过来看，原配的坚决不离，亦有拖累男子之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二审法院还高举道德的大旗，颇有“存天理，灭人性”之虞。假如男子还在世，或地下有知，对二审判决亦是不服，后悔不如早点处理掉房子。

再看二个法院逻辑所能产生的社会效果。根据一审判决，遗赠尊重死者生前意见，守望相助，但也有不惩罚非法同居之嫌。根据二审判决，惩罚了非法同居，但违背了死者生前意见，也无视守望相助。那么在这样熊掌与鱼肉无法兼顾的情况下，取何种逻辑为善良？窃以为，还是一审的逻辑为宜。其实，审判中，对于公序良俗的判断就是法官的个人判断。打官司有的时候也是看运气，碰到价值观一致的会判赢，价值观不同的就判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