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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宁波发生一凶杀案，手段残忍，嫌犯是外教，被害人是女学生。当地通报说“该犯罪嫌疑人因感情纠纷行凶”。这里使用“感情纠纷”，会被社会理解为双方有纠葛，甚至被害人自己亦有过错。这样的表述是不利于被害人，有利于被告人的，在案件初始就定此调，是不够客观的。
事实上，这样的用词也不利于客观办案，理由如下：其一、“感情纠纷”不应该是刑事凶杀案的动机。“感情纠纷”一般是指民事纠纷，譬如婚恋中产生的普通财产和人身问题。而刑事的杀人案，有其极端的具体原因，并非泛泛而谈的感情纠纷。说感情纠纷只说会淡化案件，开脱凶犯。其二、本案果然是“感情纠纷”乎？假如只有嫌犯的供述，而没有其他证据的印证，譬如说情书、信函交流等，是不能轻易将嫌犯的供述作为杀人动机的。因为，嫌犯在面临追究法律责任时，总是否认罪行或者避重就轻，为犯罪找借口、逃避责任，此是人性使然。司法机关则要重证据，不被供述牵着鼻子走。假如轻率引用供述，则会放大被告人的对其有利的辩解，不利于客观办案，对被害人也不公平。其三、对照其他案件的通告，其他案件一般都会通告嫌犯、被害人的身份以及作案手法等，对于动机则要进一步查证，不轻易认定。而宁波事件通报却一反常态，不透露一点具体信息，却凸出“感情纠纷”的动机。此是办理涉外案件与办理国内案件不同乎。须知，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。
总而言之，司法机关办案要客观，依据法律公平对待各方，尤其是可能引发舆情的案件，要形象公正，通报要理性又公平，不要给社会造成偏向的感觉。一切以证据说话，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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