杭州吴清旺律师的一篇《笔杆子里出大状》，写的不错。文章提出，法律文书中不要使用“开展”、“进行”万能动词，“退一步说”“否则”等词语会削弱论证，切忌使用“脏话”即斗气的、冒犯性的、激化矛盾、招致怨恨之语，要重视大小标题的画龙点睛作用。这些经验总结都很具体。窃以为，法律文书要“多用实词，少用虚词”，去掉重复的累赘的不必要的词语与意思，字字如金，即韩愈的陈言务去，留下来就是精炼的表达了。

也要反思，为何现在的大状都是笔杆子，而很少演讲家。说与写是一样重要，说在写之先，甚至更重要。律师鼻祖邓析就是持两可之说，战国策士的折冲樽俎，史记中滑稽的“谈言微中,亦可以解纷”，无一不是“说”。再看香港电视或香港案件的报道，如前段时间播放的《毒舌大状》煽情的演讲，是法庭舞台的中心，印象深刻，而很少看到香港大状流传下来的笔头文书。

并不是内地律师不会演讲，或者香港律师不善于写，而是因为庭审机制不一样，造就的律师人才也不同。香港庭审是直接言辞原则，核心是对证人的交叉询问。一个案件控辩都会传召证人，首先传召方主问，问出所要证明的事实，接着是对方盘问，问出矛盾与不实处，再是传召方复问，最终厘请事实。期间还夹杂法官的偶尔询问。这样的庭审，律师必须具有良好的口才与逻辑，辩才无碍才应付下来。口才显然高于笔力。香港还有陪审团制度，律师可以对陪审团发表个小演讲，从开场白到结案陈词，都要深入浅出把案情与法律以大白话讲出来。

反观内地的笔杆子大状，是因庭审是书面审造成的。证人出庭的几率低，即使出庭，也是简单询问，有时还是法官在主导询问。大多数刑事案件证人是不出庭的，是对笔录进行质证。这笔录又不会说话，万一记错或记得不全，也看不出，能质什么证呢。而且内地没有陪审团制度（但有陪审员），律师就连站起来说话的机会都没有，更不必说走来走去的演讲了。而案件到了二审，很多都是书面审，不开庭的。在这样的庭审机制下，律师代理案件，只能去写了。有写作专长的，自然有优势，就好像杨雄口讷，笔力则雄长。但是这种会写，是被逼出来的。会写并不等于对案件了解的更为透彻，对事实把握的更清楚。事实的认定，应是庭审的来完成的，法律文书只是事后固定与补充。假如庭审都没有审清楚，法律文书又能写什么呢，只能是臆测的自圆其说了。

多年前，有个浙江行政大状来上海开庭，气势如虹，在法庭再三争辩。庭审后，我建议他写个代理词递交，他一愣，这么简单的案件，如果庭审都说不清楚，写代理词又有何用？他一般是不写的，认为无需。但事实上，庭审还是书面审或庭审还不是审判中心时，代理词是非常重要的，能准确表达律师的意见，也因为提交了放入卷宗，不得不重视之。其实，笔杆子与口才都是律师必不可缺的技能，一样重要，不分先后。更重要的办案的头脑经验，能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接合法律与人情世故，以实用主义来解决纠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