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骚扰事件中，经常出现舆论战，一方指控，一方否认，媒体一阵报道，让读者明判。法律战则不多，因为法律举证要求高，指控难以成功，而性骚扰往往在私密空间进行，证据缺少。未来，法律的修改是一个方向。

最新的一起性骚扰事件是，某编剧性被指控骚扰。当事人先在豆瓣匿名发帖，接着媒体介入报道，然后五名被害人发布联合声明，至今发声的受害者12人。编剧否认性骚扰，并贴出一聊天记录，似乎辩解对方自愿。但这不足以消弭众议。5人公开指控的很具体，有时间、地点、行为，行为包括“闻头发、亲耳朵，抓屁股，捏腰部，扯衣服，伸舌头，言语骚扰”。以常情度之，假如是一二个人站出来，是孤立事件，但有五个十个指控，则联合起来造假的可能性不大。社会已经作出反应，编剧的两个合作方，磨铁图书已经删除其推荐语，《新周刊》解除其图书奖推委的资格。

接下来很可能会发生法律战。受害人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010条：“违背他人意愿，以言语、文字、图像、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，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”指控性骚扰，要求赔礼道歉，赔偿损失。而编剧，也可能会反诉名誉侵权，认为指控的证据不足。法院的审判是个案处理，每个案件的结果可能是不同的。以实践来看，即使经过法院审判，争议还是会继续的。就如上述所说的，法律本身并不完美，尤其是举证规则对被害人要求高，故结果并不被广泛认可。

那么最终该如何解决该问题？最高法院可以广泛调查此类案件的特殊性，比较中外案例，出台司法解释，对举证规则尤其是自由心证的认定，予以一定的调整，使得法律能彰显公义。举一个例子，在性骚扰案件中，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骚扰事实（没有监控或录音），但结合间接证据，如被害人的及时报案、向亲友的控诉、出门后的监控表情、双方的通讯交流等，一方的指控可能性大于对方合理辩解的可能性的，可以初步认定性骚扰构成。对方若要反驳，须进一步举证。这个法律的适用，原则是还是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的规则，但微调了举证的程度，加大了法官的自由心证，尤其是证据结合生活常识，以推定事实，从而使得判决接近于客观事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