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月1日，成都职业打假人刘江涉嫌敲诈勒索一案在重庆万州区法院开庭审理。刘江被控以举报电视台播发虚假广告为由，敲诈勒索全国300余家电视台，金额共计242万元。检方指控，刘江一旦索取到电视台钱财后，不管对方是否整改，都承诺一年之内不会再举报。律师辩护称，刘获取的是劳务费、奖励费。

这个案子听听都不像犯罪，一个公民哪来这么大的能力，去敲诈勒索全国300多家电视台？电视台可不是吃素的，里面的编辑、记者见识多广，也经常曝光打假新闻，怎么可能轻易被别人勒索。而案发地在重庆，众所周知，自打黑以来，刑法在重庆一直在高压运行，故职业打假人落网于其地，并不偶然，当然同时也给社会带来疑惑，法律是否用过头了。最近几年来，敲诈勒索罪渐渐成口袋罪，甚至出现敲诈政府、敲诈法院被判刑，这些都与生活经验背离，政府、法院这么强势，谁敢去太岁爷上动土？这些罪名基本上是经受不起考验的。

言归正传，敲诈勒索罪的扩大化适用，在于法律规定过于简单，而对法律的理解过于严厉所致。刑法第274条规定：“敲诈勒索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” 法理上，通常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，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。

实践中，处理敲诈勒索案最大的分歧是：其一、敲诈勒索的对象是否局限于自然人，即是否包括单位。其二、如果原先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存在，乘机要高价，是否属于敲诈。本律师认为，敲诈的对象一般只能是公民，因为单位并没有意志（它们是拟制意识），因此不存在要挟或威胁单位，使之因恐惧而不情愿交出财物。对于无理要求，单位完全可以其名义拒绝，对于由于害怕损害单位利益而交出财物，是违反公序良俗的无效民事行为，属民事范畴，无涉刑法。而对于原先有真实的债权债务，债务人乘机高价索赔的，属于滥用民事权利或过度维权，也属民事范畴。此时，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，对于民法能调整的社会关系，刑法不介入。

就案例而言，黄静因笔记本电脑故障，向华硕公司主张500万赔偿案，已认定为不构成犯罪，而是过度维权。而沸沸扬扬的北大博士刘四新因妻子被某学院院长欺负，要其赔偿一案，虽然法院认定敲诈成立，但争议至今未休。本律师承办的德清陆松柏一案，亦是迟迟难断。该案中，陆松柏因化工厂污染村庄，向其索赔，双方签订协议后，被以敲诈化工厂老板的名义被逮捕。但实际上，这是一起环境污染索赔民事纠纷，并不存在敲诈的犯意，因为化工厂本来就应该向村民赔偿的，其次化工厂作为单位也不存在主观上被要挟、威胁。

以上敲诈勒索案的理论和实践表明，这个罪名在被曲解，最高法院应该及时出台司法解释，明确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。本质上，敲诈是一种无事生非，向他人强要财物的流氓行为，对于因民事纠纷引起的过高索赔以及向单位要钱行为，都不应该列为其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