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“一对一”证据的司法立场，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是不同的。譬如，一方指控猥亵，另一方否认，普通法系的法官可以采纳指控证据，从而定罪。大陆法系的法官不会采纳一对一证据，认为没有印证，孤证不立。古老的中华法系唐律疏义，采取的也是众证主义，即三人以上的证言可以定罪，一人、二人证言不能定。由此看出，普通法系是高度自由心证，案情由法官信不信来决定，大陆法系则有证据客观性的要求。在复杂的生活中，两种模式，孰是孰非？似乎都不完美。

下面是采纳一对一证据的实际案例。案情是中国香港地区的一位男子，被指控四度在家中非礼当时读书的未成年养女，包括隔衣摸胸与下体。养女向社工披露与报警。男子否认作案。这样，指控非礼的唯一证据是养女的口供。养女回忆，她原来与母亲睡一床，后因母亲玩手机等，搬去与养父睡一床。其间，被非礼。

法官审视养女的证供，认为其尽力回答、没隐瞒，包括全面披露其难堪之事，例如有人上门追数、需要寄养等，又坦白自己曾在阿姨家留宿，显示她没选择性回答，或隐瞒对自己不利之事。法官续指，4 次指控涉不同时间、情节，而就第四项指控，若是捏造，事主也不会说她不知道遭非礼一事，是事实抑或发梦。法官裁断，事主没捏造的动机、痕迹、理由，其证供直接、自然流露、合情合理，法庭全面接纳，裁定被告 4 次趁事主入睡时对其的接触，都是蓄意、性质猥亵，4 项非礼罪成。至于控方指被告有 3 次案底，涉 5 项罪行，但性质皆与本案无关。

法官指本案涉一对一性罪行指控，须严谨审视证供。一对一的性罪行指控，它容易提出但难以反驳，单一证人已足以构成定罪基础，但有关证供须严谨审视，法庭须完全信纳事主口供，且证供不存合理疑点才可定罪。续指，就「新近投诉」，即事主向他人透露曾受侵犯的情况，此种由他人转述的证据也是来自事主，不能视为独立证据，但可用于显示事主证供可信性。

窃以为，本案之所以定一对一证据定罪，还有常识性的司法认知在支撑，譬如养女与继父同一床相睡，本身就不正常，本就容易发生身体接触包括非礼，其次养女的对外倾诉，虽然不是独立证据，但是能反映她的证供真实。反过来说，假如是养女在捏造事实，一个未成年女子要有如此的心机与手段，可能性很低。正是基于整体上的考虑，法官相信了她的说法，加上男子有过案底，故法院裁定罪成。但这种高度自由心证的案子，就如古代春秋决狱的诛心说，也确实是危险的，万一四次中有一次不实呢？法官是没法发现的。所以，司法不是神，不可能完美断案，有错案也正常，法官是根据自己的良心、结合证据与认知断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