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上有两种逻辑，逻辑和中国逻辑，同样有两种法律，法律和中国法律，这就是国情。中国法律的特点是：

其一、不与世界接轨。譬如，我国已经签署加入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，但不批准实施，也不以此为作为国内法的标准，尤其是死刑和劳动教养相关规定。譬如，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权利“不能强迫自我指控”“辩护权的保障“，国外法治国家是写入宪法的，而我们只是写入刑诉法。

其二、书面的法律与实际运行的法律不同。法律看上去很美，用起来却难。本次修改的刑诉法，尊重和保障人权很好听，但并无具体的措施保障，刑讯逼供很需要防止，却不赋予律师在场权以监督。固然亮点不少，但是暗点更多，尤其是缺乏规定司法人员违法的法律后果，导致法律运行的结果是，法律被变相和扭曲执行，违法者有恃无恐，却无法追究其责任。

其三、司法人员是良莠不齐的的杂牌军，而司法人员既要服从权力，又要服从法律，导致法律千疮百孔。就目前司法人员来说，有五种：第一种是选举和任命产生的大法官、大检察官，可以无证上岗。第二种是通过小司法考试的法官和检察官，把司法考试不合格者当合格者用。第三种是司法部的特许律师，大抵是关系户。第四种是各种法律服务公司人员和法律工作者，很多是自学成才。第五种是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和司法考试者。固然，英雄不问出身，各路法律人都有杰出人士，但是这毕竟是少数，更多的是缺乏法律基础，会犯一些常识性错误。以致要形成法律共识很难，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更难。

其四、奇怪条款。本次刑诉法修改的最大败笔就是“高官条款”，即对涉嫌重大贿赂犯罪的，律师在侦查会见需要经过许可，司法机关可以在特定的地方实施监视居住。显然，条款的目的在于控制高官的动向，以防止影响高层政治。事实上，在中国高官的案子都是蒙上神秘色彩的，开庭审判也无法旁听，其中的内幕更不得而知。这说明，法律在高官面前绕了一个弯，这种不符合法律平等性的条款，显然是经受不起社会检验的，迟早会被废除。

其五、法律的实践性、操作性差。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，它与生活息息相关，是日常用品，必须具有很强的操作性，不应该是摆设的花瓶，但因为立法技术的不够，以及执行中的变形，往往使得法律背离本意。譬如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》本来是一个好规则，然而施行起来，至今没有一起案例成功排除，一方面刑讯逼供屡屡见之报端，一方面非法证据规则空中楼阁，足见法律实践性之差。

《三国志》记载孙权“虽有余闲，博览书传历史，藉采奇异，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”，以赞孙权有大略。而对于法律修改，则一方面要咬文嚼字，另一方面更要注重大略。目前刑诉法的大略就是充分保障人权，制约司法滥权，今后更要汲取国际有益的经验，并把公民的司法基本权利上升到宪政。当然，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，法律的修改是现实博弈的产物，我们期待每个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，国民的法律素质普遍提高，其时法治不远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