罪刑法定，即“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”，是刑法的最重要原则，目的是使得刑法具有稳定性、可预测性和不被滥用。人们对哪些行为是合法的，哪些行为是违法，有个明确的指导标准。反之，如果罪行不法定，明明无罪的人，也可能被以莫须有治罪，人们惶惶不可终日，社会无安全感可言，如处在“刑不可知、威不可测”的古代社会矣。所以，无论何时，我们要坚持罪刑法定，坚如磐石，“使河如带，泰山若砺，国以永宁，爱及苗裔”。

同时也要认识到，坚持罪刑法定，要付出应有代价。刑法目前有400多个罪名，但难免挂一漏万，对有的社会危害性大的行为，没有规定罪名，使得行为人脱罪，最近温岭虐童即为其例。虐童，是一个严重侵犯儿童生理、心理健康的行为，应当予以惩戒，但刑法只有虐待罪，其只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，而不及于非家庭成员，这样使得追究温岭教师虐童的刑事责任，无法可依，这是一个法律漏洞。

该如何填补的这个法律空白？正确的方法是，立即着手研究立法“虐童罪”或者修改“虐待罪”，使得适用于校园、保姆虐童等情形，以周全保护儿童的健康。但是，遗憾的是，目前司法机关采取了破坏法治的方法，以“寻衅滋事罪”来追究虐童行为，这是错误和危险的。其一、虐童与寻衅滋事，本两回事，前者是侵犯个人权利，后者是侵犯社会秩序，是张冠李戴。其二、之前的虐童，一般都是治安处罚处理，而本次因为民愤大，而以刑法追究，破坏先例。其三、屈从权力、民意的滥用刑法，使得刑法成为没有方向的魔兽，譬如对上访定敲诈勒索罪，对言论自由定诽谤罪等。

所以，我们要擦亮眼睛，坚决维护罪刑法定，宁愿放过可恨的虐童老师，也要维护法律的威胁。有罪就有罪，无罪就无罪，刑事诉讼法在追究有罪的同时，也保障无罪的人不被追究，只有这样，社会才有秩序，生活才有安全感。同时也不应对罪刑法定持双重标准，即根据自己的好恶和利益，选择性支持罪刑法定。须知，罪刑如木桶，一旦开了缺口，少了一块，木桶就会失去存水作用。

在温岭虐童事件中，法律人要有担当，坚持原则。然而遗憾的是，有些法律人的没有法治立场，大言不愧说以寻衅滋事追究并无不妥。如果这是其独立见解，那是学术争议，无可厚非，而如果是屈服于官意、民意，为温岭司法辩护，则非辩护律师应有风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