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龚刚模，确实是个人物。在重庆打黑中，为保命，在看守所，举报李庄犯律师伪证罪，得以立功免死刑。重庆主政者下台后，又联合李庄，去最高检察院举报相关警察，说之前的举报李庄，都是被逼迫的。这些审时度势的行为，无论是“无奈”还是“合作”，都是枭雄之举。就如马基雅维利所说的，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是正确的。这些事，道德难以置评。

从法律上看，则有一个囚犯上书问题，古今规定是不同的。古代，是禁止囚犯上书的，譬如唐律疏议第352条规定“囚不得告举他事。诸被囚禁，不得告举他事。其为狱官酷己者，听之。【疏】议曰：人有犯罪，身在囚禁，唯为狱官酷己者得告，自余他罪并不得告发。即流囚在道，徒囚在役，身婴枷锁，或有援人，亦同被囚禁之色，不得告举他事。又准狱官令：「囚告密者，禁身领送。」即明知谋叛以上，听告；余准律不得告举。”——即除了谋叛、被狱吏虐待以外，囚犯不得上书。立法的目的，大概是因为，囚犯身不由己，为了保全自己，容易诬人以罪，故不准上书，但最严重的谋反罪除外。

秦朝的法律，应该也是规定不得上书的，譬如史记李斯列传记载：李斯被赵高诬陷治罪，李斯不服，从狱中上书给秦二世。书上，赵高使吏弃去不奏，曰“囚安得上书”。当然，这条法律，执行的时候，也未必严格，如汉代邹阳有著名的《狱中上梁王书》“臣闻忠无不报，信不见疑，臣常以为然，徒虚语耳”云云，被梁王看到，而释放了。

现代法律规定，囚犯上书，是一项正当权利，尤其是鼓励检举揭发，可以立功，作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，目的是为了分化犯罪，打击犯罪，但不可否认，在狱中的举报，出于强烈的功利目的，对其真实性的调查，还是要慎重。这也是以史为鉴吧。

唐律疏议，对举报的规定严格，要求必须真实，否则是诬告反坐。相应的条文有：第351条“投匿名书告人罪”，诸投匿名书告人罪者，流二千里。谓绝匿姓名及假人姓名，以避己作者。弃置、悬之俱是。【疏】议曰：匿名之书，不合检校，得者即须焚之，以绝欺诡之路。得书不焚，以送官府者，合徒一年。被告者，假令事实，亦不合坐。第355条“告人罪须明注年月”诸告人罪，皆须明注年月，指陈实事，不得称疑。第356条“为人作辞牒加状”：诸为人作辞牒，加增其状，不如所告者，笞五十；若加增罪重，减诬告一等。357“教令人告事虚”诸教令人告，事虚应反坐，得实应赏，皆以告者为首，教令为从。——总而言之，目的是要求举报务必求真。当然，古代法律的严苛，把责任都压在当事人身上，是不可取的，一个犯罪事实是否存在，还要多方面的证据来证实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