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特首梁振英认为，《信报》的一篇文章《诚信问题已非要害，梁氏涉黑实可双规》，涉嫌诽谤，于是以私人名义发出律师信，要求报社撤回以及不希望再有类似的言论。《信报》声明指出，所指“梁氏涉黑”，是基于一方所言的假设性陈述及分析。该报并未改变立场，也不会撤回文章。

从大陆的眼光来看，梁振英没动用公权力去报复，而是采取法律行动，已经是很有法治思维了，如果在大陆，是没有报纸敢批领导人的，如果批了，那是摸了老虎屁股，会被追究责任，甚至会因丑化领导人而被劳教（近日云南表示，不再对丑化领导人进行劳教，可见之前是有被劳教的）。法治与人治的表现是如此大相径庭。又以大陆法律分析，《信报》的标题是有倾向性导向的，而这涉及梁振英个人声誉，并非特首的公共事务，所以发律师函，并无不可。

但是，香港人并不买账。据联合早报报道，香港中文大学蔡子强指出，律师信会令港人有“打压”的感觉，担心香港会像新加坡一样，每每出现执政者控告批评者的情况，就出现寒蝉效应，于是用字会更小心，甚至不敢批评领导人。港大陈文敏表示，梁振英的做法对言论自由有极大破坏，开坏先例，应撤回律师信。他又提出英国过去有案例，指政府无权提出诽谤诉讼。

所以特首的律师信，不仅是一个法律动作，也还是一个政治行为，大者关系到如何正确处理言论自由，小者关系到特首的民意和选票。梁振英当选后，民望一直不高，对于《信报》这类事，可发律师函，也可通过媒体发表澄清，总之都要考虑选民的感受。由此可见，香港的领导人，不仅要重视法律，还要顾忌选民，而大陆的官员，只对上级负责，漠视草民，两者差距还是不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