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律考虑被告人量刑轻重的情节，一般是从社会危害性与社会风险性出发的。社会危害性是指已经造成的危害后果，社会风险性是指将来再犯的可能，以此确定罪刑相适应。因此是否人才，与量刑是基本没有关系的。

最近，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李汝军职务侵占罪中，则出现了“人才量刑论”。李利用职务之便，将下属公司4.6万欧元（折合人民币40万余元）侵占，因有自首、人才等情节，被北京二中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3年。——不知道这个法律标准的“人才”是啥？折算刑期几何？而把一个社会观念，作为一个法律标准，既有惜才，未来给予立功赎罪机会期许，更有法律面前不平等之惑。

该案公诉机关指控时，称李汝军是铁路系统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，希望法庭给他再做贡献的机会。辩护律师恳请合议庭综合考虑李汝军自首、犯罪未遂、赃款全部追缴以及李汝军是铁路建设系统的专家人才，对工作贡献较大等因素，对其判处缓刑。二中院认为，公诉机关所提李汝军是铁路系统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的意见，经查属实，予以采纳。——该案中，公检法达成共识，是“人才”可以从轻处罚。但这样的案例，是很有非议的。其一人才的概念，本身模糊，其二因人才而从轻，是新设了社会等级制。司法实践中社会地位高的，往往会被认定人才，得以从轻，而没有社会地位的，则没有机会享受这个“福利”。

而且，即便是专业人才，也未必对社会贡献大的。司马光说：德胜才谓之君子，才胜德谓之小人。如果没有德，才人的社会危害性会更大，因为更有能力去做恶，社会的风险性也愈大。所以“人才量刑论”是非常片面的。类似人才的，另一个社会观念是“英雄”。《人物志》说“夫草之精秀者为英，兽之特群者为雄；故人之文武茂异，取名于此。是故，聪明秀出，谓之英；胆力过人，谓之雄。此其大体之别名也。”但这个英雄也罢、人才也罢，实际上是个体有超强能力，从而获得社会地位，本质上是对社会的索取大，而并非对社会的贡献大，如果真的对社会贡献大，应该是摆脱权势的，对人类的积极贡献，譬如爱因斯坦等的科学发明。所以以职务、社会地位为指标的人才量刑论，其价值观是索取观，不可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