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高法院副院长的《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》，其实是一长篇辩护词，在为刑事法官辩护，吐苦水，诉委屈，最后则是“居庙堂之高而忧其君”。客观地说，在当今公安主导的刑事司法体系中，把错案责任都归咎于法官，是不公平的，但是法官屈服于权力，为错案背书，也是丧失底线的。要摆脱“背黑锅”的局面，必须施行司法独立，建立以“审判为中心”、“大法院小检调”的司法体系，否则法官的奉旨办错案还是会不断发生。

可惜，这位大法官不是律师出身，辩护分寸掌握不够。譬如他指出“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、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，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，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，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。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，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，已属不易。”——法官判错案了，还有功？就好像打了人，没把人打死，难道还要被害人感谢打人者手下留情？这种辩护，是过犹不及，弄巧成拙。而最根本原因还是“官本位”，官员不认错，把大错变成小错，是皇恩浩大，小民应该跪谢，而不该指责。由此可见，最高法院本质上还是一个官僚机构，而不是最公平的裁判机关。

副院长清醒认识到“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上的重要作用。诉讼构造，为防止一边倒，通过立法安排了刑事辩护这样一种对抗力量，从而形成了诉辩对抗、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格局。从防范冤假错案角度而言，推而广之，从确保所有刑事案件审判的公正性、合理性、裁判可接受性而言，辩护律师都是法庭最可信赖和应当依靠的力量。”——这颇有三国演义的味道。为了对付过于强大的检察院，法官不得不依赖律师来制约检察官。其实，检察官与律师，是法庭的左右手，缺一不可，不应厚此薄彼，而是应公平地“双手互博”，辩出真相。

但是副院长，对于法官与律师矛盾的分析，还是偏颇。他说“现在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，律师不与公诉人对抗，反而同主持庭审的法官进行对抗，甚至演变成了“对手”，律师要“死磕”法官。个别律师不遵守规则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，但法官是否也存在小题大做、反应过度的问题？思想深处有无轻视刑事辩护、不尊重律师依法履职的问题？工作关系上有无存在重视法检配合而忽视发挥律师作用的问题？法官是否恪守了司法中立的原则和公正的立场？”——以人情而论，哪个律师愿意得罪法官呢？何必得罪呢？之所以死磕法官，大抵是法官违法在先，把律师逼入绝地，而不得不背水一战，以与法官共存亡。律师是无奈的多，恶意的很少。所以主要矛盾在法官，法官公平审判了，律师也无理由死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