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高法院《关于审理编造、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有二点值得商榷。

其一、误把立法解释，作为司法解释。

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规定“投放虚假的爆炸性、毒害性、反射性、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，或者编造爆炸爆炸威胁、生化威胁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，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。”

条文中“等”的涵义，是立法内容，如要解释，也是立法解释，而非司法解释。其次，司法解释说：“虚假恐怖信息”是指编造、故意传播以发生爆炸威胁、生化威胁、放射威胁、劫持航空器威胁、重大灾情、重大疫情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为内容，可能引起社会恐慌或者公共安全危机的不真实信息”，可以看出与法律条文的区别是，把“重大灾情”，也作为恐怖信息，这个合适吗？

二、司法解释不明，还需要解释的解释。

对于“严重扰乱秩序”，司法解释列举了六条，其中“（六）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”是指什么呢？其次，“（四）造成行政村或者社区居民生活秩序严重混乱的”，这个范围弹性太大，行政村与社区居民，人数不一，何以认定？如果说单位秩序被严重扰乱，有不能上班的证据，有损失的鉴定，而行政村与居委会是生活的地方，与单位不能类比。同理，司法解释 “造成严重后果”，如“（三）造成县级以上区域范围居民生活秩序严重混乱的；（四）妨碍国家重大活动进行的；（五）造成其他严重后果”，都是解释不明，难以把握。

可见此该解释不够科学。司法实践中，等于把这个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赋予了司法机关，可大可小，可伸可缩，也使得刑法失去可预见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