雇请别人犯罪，自古有之。最典型的是，唐律疏议第256条“谋杀人”规定：“雇请杀人的，亦同”。即雇杀与谋杀的处罚相同，造意者（雇主，无论是否参与实行）是主犯，同谋并随从起作用的是从犯，同谋但没随从起作用的比起作用的减一等处罚。可见，唐律立法精细，主要打击雇主，而现代刑法，对于直接下手者，一般也是作为主犯处理的。两者立法旨趣，略有不同。

但是唐律对于雇请人举报的规定，却是打击被雇请的人为主，而非打击雇主为主。唐律疏议第356条规定“即受雇告人罪者，与自诬告同，赃重者坐赃伦加二等，雇者从教令法。若告得实，坐赃伦，雇者不坐”。即受雇去举报的，如果是诬告，与自己诬告相同。如果收财去诬告的，收财的罪（坐赃罪）比诬告罪重的，以坐赃罪加二等处理，雇主则是教唆犯，以从犯论处。如果举报属实，则被雇请的以坐赃罪处罚，雇主不处罚。

以上是唐律的规定，而从现代刑法来分析陈永洲记者事件，则如果陈永洲举报不属实，雇主与记者是共同犯罪，都涉嫌损害商誉罪，而记者又收钱的，涉嫌受贿。鉴于记者的损害商誉行为是受贿的对价，且受贿重于损害商誉罪，因此以受贿论处。如果举报属实，记者收财，同样涉嫌受贿。所以说，与唐律的规定还是异曲同工的，只是处罚略有不同。

对于记者收钱报道，是涉嫌受贿罪，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也是有争议的。认为受贿罪的理由是，记者的采访是依法从事公务活动，而认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理由是，记者没有权力，不能认定国家工作人员。司法实践中，一般作为受贿罪处理。窃以为，普通记者的采访活动，是事务性活动，没有公共管理的职权，且尚无《新闻法》，何来依照“法律”从事公务活动？应当认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