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贼房某，盗窃8次，但只判了6次，还有2次未被追究。房某不服，向媒体曝光，说还盗窃两官员家几十万元，没被认定，影响其“重大立功”。真是奇人奇案。对此，合肥警方回应称，由于主犯在逃，案件正在侦办中，案件侦结以后，会移送检察机关，再走一次司法程序。

警方的回应，逻辑有问题：其一、案子侦结与主犯在逃，没有必然关系。难道主犯抓不住，就不移送了吗？其二、共同犯罪有人在逃，警方又是何以确定在逃的就是主犯吗，而被抓的就是从犯呢？

事实上，对同案犯在逃的处理，早有规定。1982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如何处理有同案犯在逃的共同犯罪案件的通知》规定：同案犯在逃，对在押犯的犯罪事实已查清的，该起诉的起诉，该定罪判刑的定罪判刑。如在逃跑的同案犯逮捕归案后，对已按上项办法处理的罪犯查明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时，可以对新查明的罪行进行起诉和判决。由于同案犯在逃，在押犯主要犯罪事实情节不清并缺乏证据的，可根据不同情况，分别采取依法报请延长羁押期限、监视居住、取保候审等办法，继续侦查，抓紧结案。由于同案犯在逃，没有确实证据证明在押犯的犯罪事实的，或已查明的情节显著轻微的，应予先行释放。

而唐朝的规定，更为完备。不但规定了同案犯在逃的处理，还规定在逃犯归案后，对与原审判结果要“多还少补”，即发现原判过轻的，要补加处罚，如果发现原判过重的，则要给予补偿，即以免除赋来补偿被错误执行的刑罚。这个是国家赔偿的萌芽。

唐律疏议第44条规定“诸共犯罪而有逃亡，见获者称亡者为首，更无证徒，则决其从罪；后获亡者，称前人为首，鞫问是实，还依首论，通计前罪，以充后数。其增减人罪，令有轻重者，亦从此律；若枉入人徒年者，即计庸，折除课役及赎直（每枉一年，折二年；虽不满年，役过五十日者，折一年。即当年无课役者，折来年。其有军役者，折役日）。其本应徒，已决杖、笞者，即以杖、笞赎直，准减徒年。——可见唐律实事求是，不枉不纵，而现代刑法，没有规定同案犯归案后，对原审的重审，可能是考虑到效率问题，毕竟翻案成本太高，且在押犯一般是推卸给在逃犯的，只会判轻不会判重。这样是便宜了在押犯。

综上，如盗窃两官员案已侦破，只是有同案犯在逃，是可以移送，一并起诉的。合肥警方应该依法办案，以避免有包庇被窃官员之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