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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仑说,判断一个城市的投资时,可看三个指标。第一,看这个地方连续存在的优秀民营企业数量到底有多少。第二,看广告市场。如果看到的广告牌都是本地的土特产广告、画家广告,这个地方的开放度肯定不够。如果到处都是跨国公司、知名企业的广告,那么绝对是一个开放的地区。第三,看律师市场。北京的律师市场有300多亿,二线城市的律师市场一般是两三亿,有些省份整体上也不超过10亿。律师市场的大小反映的是这个地方做事在按照什么规矩办。
冯仑的三个指标,其实就是对市场经济活跃度的判断。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,民营企业多、广告多、律师多,营商环境好,可以去投资。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方,民营企业少、广告少、律师也少,营商环境不佳。其实,这三个指标基本是一致的,只要侧重点不同,只要重点考察一个指标就行。企业多不多,看看路面上的广告就知道了。律师业发不发达,看看法院忙不忙就行。那种法院案子多的不得了的,譬如浦东法院、义乌法院、江阴法院,都是投资好地方。
为什么说律师是投资的窗口呢?因为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,需要法律来公平处理纠纷。一个做生意的地方,如果对纠纷按照法律来处理的,那么这个游戏规则是公平的,商业利益是能得到保障的。譬如说义乌,这么一个没有啥资源的地方成为全国的小商品市场中心,就是因为游戏规则相对公平(包括税收政策),商人愿意在这里做生意)。生意越多,义乌也更开放,更愿意公平解决纠纷,以吸引更多客户。前段时间,义乌不少商户被过度执法(账户被外地执法机关查封)。义乌警方就发出一封信,请求各地依法办案,不要过度执法、选择性执法,足见一个小地方的警方对市场经济的尽力维护。法律创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,商人不担心自己的财产被无端损害。商人碰到纠纷,也就去聘请律师去专业解决。整个市场在法律的框架下有序、公平地在进行交易。
反之,如果有商业纠纷,不去找律师,不寻求法律解决,则必定是权力解决。弱者的利益就被有权有势的强者所侵占。一些落后的地方,招商引资的条件开的很好,等客户到了以后就关门打狗,投资利益被有势力的瓜分,而被欺负的商人去寻求法律保护时,司法也不给力。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引来投资呢?即使来了,也很快走了。因为游戏规则不公平,法律没有保障投资人的合法利益。这一点,北方是悲哀的。东北这么肥沃的广袤大地,人才一直外流,本地只留下有编制的官僚与国企,民营企业发展不起来,何故?就是因为缺乏活跃的市场经济,官员的权力规则代替了公平的法律规则,没人愿意来冒险投资,就连本地人都看不下去,去长三角、珠三角谋生了。所以,不改革吏治,北方的经济就难以发达。
从律师的角度来说,律师最大的一块业务也在企业。企业多,则纠纷就多,企业内部的有股东争议、劳动争议,外部有合同纠纷、知识产权纠纷等。律师的数量与质量,与企业的数量与质量,基本是成正比例的。这是市场形成的标配。企业的经济法律业务,也同时带动了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、行政代理业务。企业多了,经济犯罪也会增加,与政府打交道的机会也增加,最终促进法律业务的全面发展,而得到发展的律师业务又反过来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,形成良性循环。这也是为何上海等大城市的律师业务精湛,走在前面的原因。
在投资的法律指标中,最重要的指标则是行政诉讼(民告官)的胜诉率。如果一个地方,民告官能胜诉的,说明法律是公正存在的,如果一个地方,民告官是基本败诉的,则说明权力大于法律,法律是难以保护企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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