陪审团的裁定，法官必须服从，哪怕该裁定不符合法律人认知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陪审团的民意改变了法律。

最近香港，一个父亲勒死精神病女儿的案件。一个七十岁的老父亲（职业是保安），因为不堪患精神病的女儿对他的袭击、骚扰，就徒手勒毙了对方。律政司起诉其涉嫌谋杀罪。陪审团裁定不构成谋杀，而是构成基于“激怒”的误杀罪。期间，被告欲以误杀罪与控方协商认罪，控方不同意。

谋杀与误杀的区别是明显的，前者是有意图的故意杀人，后果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。本案中，控方指控的杀人案情是，被告案发当晚，凌晨 1 时多起床如厕，女儿阻止他，之后又质疑他没有冲厕，以雨伞打他。约 1 小时后，被告进入女儿房间，压着对方身体，「用手摙住条颈」。女儿醒来称「我唔敢啦」，过程中咬他手指和大腿反抗，历时约 10 分钟，「佢唔郁就放手」。至清晨 6 时，被告致电前妻称「我杀死咗阿诗」后报警。

按照控方的陈述，显然是老父亲是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勒死了精神病女儿，是故意行为，构成谋杀。谋杀的罪名很重，但陪审团同情老父亲的这种无可奈何行为，就裁定是误杀。法官判被告徒刑56个月。法官服从陪审团的裁定，指被告持续受女儿激怒，作出的反应并非不合比例，形容事件是悲剧，法庭可以法外开恩（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），又指被告已还押多时，应差不多可获释。

可以看到，有无陪审团的案子，得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。事实上存在双重标准。那么是陪审团正确，还是精英法律人正确？就上述案件来说，法律人肯定认为构成谋杀，要重判，但从一些普通民众的认知来说，老父亲照顾患精神病的女儿多年，还反被袭击，筋疲力尽下杀了女儿，也是一种解脱，何必重判之。这时候生活的观念大于了法律的遵守。法律服从了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