波斯纳曾在国内掀起一阵热潮。其实，与德肖维茨相似。他受到关注，部分原因是当时被译介的美国法学家本就不多。我买过他的《法律的经济分析》，朋友又送了我《法律与文学》。两本书都很厚很重，没读完，搁在了书架上。

 办案时，偶尔还会想起他的观点。法律经济学的核心主张其实很朴素：制定和适用法律，必须考虑经济后果。以效率违约为例，波斯纳是有条件赞同的。如果违约方的收益，大于履行成本与对方损失之和，那么即使赔足对方的期待利益，违约方仍有净利润，社会总财富也随之增加。法律不必阻止这种违约，只需让违约方承担全部损失。这有悖契约精神，所以波斯纳对于主动违约也是有限定的：如果违约是利用对方已投入的专用性成本来压价甚至敲诈，那是机会主义，法律应当制止。这一理论是一家之言，在实践中落实争议也大：诉讼成本、主观价值和难以证明的损失，常使期待损害赔偿不足，对方并未被真正补足。

同样的思路，也体现在他对过失和权利配置的分析中。按汉德公式，预防成本小于预期损失（损害概率乘以损害大小）而不预防，即为过失。按科斯定理，交易成本低时，权利归谁不影响效率；交易成本高时，法律应当模拟市场，把权利配置给最能有效利用它的一方。这也是物尽其用的思想。

波斯纳的贡献，是大大方方地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案件，赤裸裸地从金钱角度，为裁判多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判断点。现实中绝大多数官司本就是钱财纠纷。法律既讲公平，也讲效率：公平是分钱要公正，效率是资源要用在价值最高处，同时诉讼本身也有成本，一般不能高于争议标的。两者常常冲突，要视具体情形取舍，这背后是法律的价值判断。波斯纳走得更远，他试图把正义本身也解释为效率（财富最大化），这正是德沃金等人批评的焦点，他后来也转向了较温和的实用主义。

至于文学，波斯纳并不反感，他自己就是勤于阅读和写作文学评论的人。但他认为，文学不能为法律提供答案。他认为法律解释受制度目的和后果的约束，不能照搬文学批评的开放式解读。对于"文学使人成为更好的法官"，他持否定态度。法律重论证与务实，文学重想象与审美，二者确难兼容。以古代骈体判词为例，四六对仗，重气势与辞藻，事实叙述和论证被格式压缩，削足适履。好的法律文书应当以逻辑取胜：从证据认定事实，再把事实涵摄于规范，得出结论。美国法学院把这套方法概括为 IRAC，即争点、规则、适用、结论。这个过程是枯燥的，不像唐诗宋词那样富有意象。 

但文学技巧并非毫无用处。法律文书中的事实陈述，本质上是讲一个有逻辑的、符合生活常识的故事，好的写法是把案件写成一条有因果、有时间线的叙事，让具体事实自己说话，而不是用结论性的概括替代场景。这正是小说笔法进入法律文书的地方。波斯纳的判决意见以平实直接著称，常以具体事实开篇，卡多佐更是以文风著称的法官，这些都说明：文学技巧应服务于论证，而不替代论证。